早晨七点，照例踱进街角的豆浆铺。铺面窄小，挤着七八张油腻木桌，却总聚着各色人物。 靠窗坐着一位戴老花镜的先生，每日必点一碗咸豆浆，两根油条。他吃油条的法子颇奇特——必先将其截为五段，长短不一，然后按照某种神秘顺序蘸食。我疑心他在进行一种仪式，或是在解一道只有他自己知晓的数学题。 柜台后老板娘的儿子，约莫十岁光景，常趴在凳上写作业。铅笔秃了也不削，只用牙齿啃咬笔杆，木屑沾了满嘴。他每写几个字便抬头望望挂钟，眼中闪烁着对下课铃的渴望——虽然此刻分明是清晨。 最有趣的要数那位穿西装打领带的青年。他总是一手捏着包子，一手划手机，眉头紧锁，仿佛包子馅里藏着股市行情。有次他太过专注，竟将醋碟当作手机支架，蘸汁淋了满屏，那懊恼神色，活像丢了百万合同。 我常想，这小小早餐店，分明是个微缩的人间剧场。人们在此匆匆登场，又匆匆退去，留下的不过是桌面上几滴豆浆的痕迹。而老板娘永远站在蒸笼后面，雾气朦胧中数着零钱，见证着这一切循环往复的上演。 生活之趣，大抵如此罢。